古往今来，翻阅人类食品文化的重要篇章总少不了我——小土豆的身影。文明进步、社会发展有我的巨大贡献，我与人类的故事源远流长。

　　我学名叫马铃薯，属茄科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块茎可供食用，是全球第四大重要的粮食作物，仅次于小麦和玉米。在我国，我因酷似马铃铛而得名，此称呼最早见于康熙年间的《松溪县志食货》。如今，中国老百姓更喜欢直呼马铃薯为“小土豆”……

　　荷兰画家梵·高有一幅著名的油画《吃土豆的人》，描绘了18世纪中叶欧洲一个普通农民家庭，围坐在一张圆桌前吃马铃薯的景象。这样的场景，也曾出现在中国近代文学家汪曾祺笔下，马铃薯是他描述过的“人间美味”。在中国的传统相声段子《报菜名》里，炒马铃薯被直白地称作“炒金蛋”，听着就让人顿生好感。如今，马铃薯更是频繁出现在电脑游戏、电影动画中，憨厚坚毅的形象着实让人喜爱。

　　从乡土情怀的代表，到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，别看我只是个其貌不扬的圆疙瘩，却曾经有许多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大举动。

　　在距今大约8000年前，我生长在南美洲安第斯山区的秘鲁和智利一带。1000年后，美洲的一支印第安部落在一次大迁徙途中发现了我。饥寒交迫的日子里，我挺身而出挽救了部落族人的生命。为此，他们在安第斯山脉海拔3800米以上的喀喀湖区附近安营扎寨，以狩猎和采集为生，并最早尝试对我进行栽培。这些印第安人还认为，我是上苍赐予的礼物，并把我奉为“马铃薯神”。

　　十六世纪初，西班牙殖民者发现了美洲大陆，并把我当成“奇珍异草”带回欧洲，我那些“美味、高产、耐寒、耐旱、超好养活”以及“再怎么粗糙、贫瘠的土地也能任我生长”的优点并未引起人们注意，我反而被优雅而浪漫的欧洲人当做“时尚单品”来追捧。

　　1785年，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寿宴上，法国军队的药剂师巴孟泰尔向玛丽皇后献上了一束“土豆花”。我一度被视为观赏植物，在宫廷贵族的花园里虚度时光。再后来，玛丽皇后经常用土豆花装饰自己的衣服和帽檐。她酷爱土豆花的举动，成为欧洲贵妇们竞相效仿的时尚风向标，我的文化价值迅速飙升。

　　然而，与文化价值背道而驰的却是我的食用价值。当时欧洲一些神职人员认为，《圣经》里并没有关于“小土豆”的任何记载，加之我最初是美洲人的食物，致使欧洲人对食用我“敬而远之”。

　　是土豆总会有“香味”，伯乐很快出现了。法国一位学者帕蒙帝埃，率先发现了我的诸多优点，便致力于推广土豆种植产业。直到今天，人们如果看到某一道法国大餐的菜名中有“帕蒙帝埃”，就说明这道菜是以“我”为主料烹饪而成的。

　　十八世纪末，法国农业歉收，粮食供给严重不足，我终于大显身手，解决了法国北部的一场饥荒。当时，整个欧洲处于剧烈社会动荡期，欧洲国家的两大交战集团为争夺殖民地爆发了长达7年的战争，各国都面临粮食紧缺的严峻考验，我逐渐成为造福百姓的食物。英国时事评论家科贝尔在1818年发表评论说：“人人都颂扬马铃薯，全世界都喜欢马铃薯，或者假装喜欢马铃薯——那其实是同一回事。”

　　此后，我的美名世界闻名，有位爱尔兰父亲在谈到他如何养育了一大群健康的孩子时说：“这些都得益于马铃薯。”据史料记载，1845年之前，爱尔兰150多万农业工人没有其他收入养家糊口，300多万小耕种者主要靠马铃薯维持生计。

　　我的种植推广促进了欧洲人口的快速增长，从1650年的1.03亿增长到了1840年的近2亿。不过上帝并没有打算永远眷顾欧洲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席卷了欧洲，并导致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跨洋大移民。

　　1845年的秋天，一艘载满播种用土豆的货船携带“马铃薯枯萎病”病毒从美洲出发抵达比利时。病毒很快袭击了整个欧洲的马铃薯种植业。随后两年，我在欧洲几乎绝收，饥荒很快降临在以我为主食的欧洲人民头上。这场“黑死病后欧洲最严重的灾难”，造成上百万人口死亡，以及更大数量人口的流离失所。

　　受灾最严重的国家是爱尔兰。研究表明，仅3年时间，爱尔兰全国有110万人踏上了逃荒之路，这一事件也成为19世纪最为重要的一次人口迁徙。据说，他们中多数人选择赶往大西洋彼岸碰运气。

　　而此时，美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西部大开发。大批欧洲移民的到来，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新劳动力和新消费者，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推进器。

　　到了19世纪末，随着大批工人队伍的出现，快捷便利的食物成为美国广大工人阶级的新宠。油炸薯条立即成为美国人口中的美食。而给我带来最大福音的，来自当时一个毫不起眼的发明。20世纪20年代，一种马铃薯自动削皮机在美国研制成功，薯片和薯条从此可以大规模生产，经过深加工的我给美国带来了经济发展的蓬勃春天，我的作用再次显现。如今薯条和薯片已经被中国百姓所熟知，成为老少皆宜的休闲食品。

　　目前世界人口又出现剧增，粮食短缺的可能并不是危言耸听。危机的苗头一旦出现，我“小土豆”随时听令，拯救生灵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