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般而言，饭店往往在包房规定 “最低消费”，但在大厅里用餐是不受此项规定限制的，吃多吃少，任凭食客之意。因此，在同一饭店里，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制度安排，一种是强制的包房“最低消费”，一种随意的大厅消费。没有疑问，在这样的安排下，整体来看，包房里的一张餐桌的产出，必然会高于大厅里一张餐桌的产出。显而易见，这是饭店引入“最低消费”安排的直接效果。

　　据《劳动报》报道，全聚德包房设最低消费，上海会馆明确规定包房最低人均消费200……今年2月，最高法明确“禁止自带酒水”、“包间设置最低消费”属霸王条款，但本报调查发现，半年过后，申城多数餐厅仍坚持设置包厢最低消费，一些餐馆甚至为降低风险而开始挑选包房客人。更令人难解的是，虽然有法规的支持，但接到举报后，监管部门竟鲜有作为，这使得市民陷入了维权困境。

　　不少餐厅仍设包房最低消费

　　“和朋友一行7人预定浦东全聚德的包房，服务员说包房8位起算，最低消费1200，我说现在不能设最低消费了，对方坚称可以。”近日，市民邵先生致电本报新闻13671686848，反映用餐遭遇的不快事。

　　笔者近日来到他所反映的全聚德烤鸭店，以消费者身份预定包房。前台小姐在询问人数后，直接报出了三种不同规格包房的最低消费。“小包是6人房，最低消费1000，中包8人，最低消费1200，大包10人，最低消费1500。”前台小姐表示，包房可以不坐满额定人数，但必须达到最低消费。“如果达到了额定人数，消费倒没有硬性规定，但一般如果人坐满了，消费都能达到的。”她补充道。

　　随后，笔者又前往聚集多家餐馆的九六广场一探究竟。一楼“老克勒上海菜”员工明确表示，包房有最低消费，预定时需谨慎考虑。“不管坐几个人，每间包房最低消费1500，不含酒水。”

　　同样，二楼的上海会馆也给出了包房设最低消费的回答，价格甚至比前者更高。“大包10人，2000元，不含酒水，以此类推，反正人均不得少于200元。”当笔者提出最高法已禁止设置包房最低消费时，前台小姐不屑地表示，规定管规定，大部分餐厅的包房都有，不愿意就坐大堂。

　　而“广州蕉叶”表示，他们不设最低消费，但有“10人消费1800元”的“建议菜价”。据市民反映，如席家花园在内的多家知名餐厅的包房也设置了最低消费。

　　据不完全统计，本报现场探访和致电的诸多餐厅中有近7成仍为包房设置了最低消费。

　　为避风险开始“挑客”

　　一边是转战地下，暗中涌动，另一方面，餐厅为降低纠纷，摸索出了订房挑客的“潜规则”。沪上一家知名餐饮店订座负责人坦言，因为利润等因素，包房设最低消费一直存在，也从未取消，而他们避免纠纷、投诉的秘诀，就是“挑客”。

　　“以前，只要愿意出钱就可以坐包厢，但现在来订我们包间的客人，会看人数、身份，甚至年龄来决定给不给包房。”他透露，一般情况下，低于8人的预定、上了年纪、言谈间些许斤斤计较的客人都将登上包房的“黑名单”。如，4、5位客人要订包房的，只推荐坐大堂。“到时候他们万一不够最低消费，最高法也不支持饭店，闹出纠纷、官司就麻烦了。”该负责人解释道。

　　至于包房最低消费何时能真正取消，该负责人称，即使是最高法院出台规定后，最风口浪尖时，大多数餐厅也没有取消最低消费。“这一点未来也较难实现。因为老板们肯定不愿放弃现有的利益。”他表示，现在，只要把关好客人，委婉告知其最低消费限制，风险就大大减少了。

　　有法难依市场仍缺监管

　　今年2月，最高人民法院明确，“禁止自带酒水”、“包间设置最低消费”均属于霸王条款。但在法规的支持下，监管部门却态度不明，消费者由此身陷维权成本高的困境。

　　针对九六广场多家餐厅设置了包房最低消费的情况，笔者首先致电12315消保委热线，对方表示，仅受理已实际收费的案例，并只负责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调解工作。“我们没有执法权，协调不成功的话，只能打官司解决。”

　　随后，笔者又联系了潍坊市场监督所办公室，一名姓章的工作人员表示，他们一般只作口头警告。

　　“我们接报后，会派专人去饭店查看是否最低消费的告知说明，如果是口头告知的，除非有录音证据，不然就只能口头教育一下。”笔者当即表示已掌握录音证据，但该工作人员并不以为然，仅称将有专人稍后跟进，但截至发稿也始终未回复。

　　依照《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对使用霸王条款的经营者视情节轻重，分别给予警告，处以违法所得额三倍以下，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，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应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。

　　原标题：沪七成受访饭店仍在设包房最低消费 "明令禁止"成空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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