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次大豆洗船、违约事件的爆发，让人们纷纷将思绪与2004年那一次大豆风波联系起来。2004年大豆危机中，在国际资本运作下，CBOT大豆价格剧烈波动，先是暴涨超过96%，使大量中国企业在高位采购，随后快速下跌约50%，使高位接货的中国企业陷入巨额亏损，大量企业停产甚至倒闭。而四大跨国粮商ADM、Cargill、Bunge、路易达夫等则趁机进场收购或参股了我国70%以上的停工或倒闭企业，一举完成了对中国内地市场的布局，2006年4月，外商独资或参股企业大豆实际压榨量占中国的60%左右。

　　与2004年不同的是，本次事件中违约规模远低于十年前，更多企业和贸易商更倾向于与卖方协商推迟船期或洗船;二是违约主体不同，十年前是油厂，本次是融资贸易商;三是定价模式和逼仓节奏有所不同。当时国内大豆压榨企业采用的都是“一口价”定价模式，即签订采购合约时便确定交易价格，这种模式下，大豆价格上涨后回落将导致高位接货的企业陷入亏损境地。

　　而近年来，“一口价”定价模式逐步为美国粮商主导的“期货价格+升贴水”的基差定价模式所取代，即进口商在签订大豆进口合同时，并不直接确定大豆价格，而是与出口贸易商确定将CBOT某月大豆合约作为标的合约，约定未来以该合约的期货价格为合同基础价格，然后加上一个升贴水价格，在装运货物前确定标的合约计价日期进行“点价”结算。

　　这种定价模式下，对进口方最为不利的局面就是豆价先跌后涨，如果进口方在低位没有点价或不反向进行期货套保锁定成本，最后会被迫在高位点价结算。因此，和十年前不同的是，在定价模式改变的背景下，国际基金逼仓模式也有所改变，此次美豆价格从先涨后跌改为先跌后涨。

　　“美国基金之所以敢再度上演逼仓，最大的底气还是因为跨国粮商对中国买家情况的了如指掌，清楚地知道中国买家在近月合约上有大量未点价盘。”永安期货副总经理石春生指出，国内大豆进口除个别大型企业和外资、合资企业之外，大多数企业直接或间接通过国际粮商进口(2011年通过国际粮商的进口量占70%左右)，在国内企业缺乏议价能力的情况下，造成了进口数量越多、进口依存度越高、国际大豆价格对国内大豆价格影响力越强的局面。而目前国内期货公司尚未完全走出去，中国买家普遍通过国际粮商在CBOT进行点价，国际粮商可以轻易掌握中国买家的已点价头寸和未点价头寸情况，使海外资金有天然优势进行逼仓。

　　同时，国际上ADM、Cargill、Bunge、路易达夫、丸红等国际粮商垄断了全球的大豆贸易，这些企业普遍具有强大的研究团队和数据搜集整理能力，也有着完善数据整理体系和悠久的数据搜集整理历史。

　　“南北美大豆的生长情况、单产、产量、出口、谁家进口、每家进口多少、各港口出口情况等，国际粮商对上述各方面信息的搜集可谓十分全面和详细。中国买家和这些国际粮商，二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‘信息不对称’问题，前者在后者面前更透明。”石春生说。

　　国内一些企业在进口大豆的同时没有通过期货市场保值避险，也是被逼仓出现损失进而违约的原因之一。这一方面有企业自身的原因，另一方面也在于国内的大豆期货市场因政策制约，近年来流动性严重不足，对国际市场定价影响力较弱，无法满足企业进口大豆原料的直接避险需求。

　　我国大豆期货市场发展已有20多年的历史，其中以国产大豆为主要交易标的的黄大豆1号合约，近年来受临储政策、国内国际现货市场割裂等因素影响，交易规模持续下降。据大商所数据显示，该品种2013年期货交易量单边为1099.35万手，仅为美国CBOT大豆交易量的24.53%，市场避险功能发挥受到较大制约，近期受直补政策影响才又渐趋活跃。而交易标的以进口大豆为主的黄大豆2号合约，则因受进口大豆在国内市场不能自由流通的制约，缺少市场发展的现货基础，2013年成交量单边不足7236手。

　　“极低的流动性严重制约豆二合约的功能发挥。这一状况的形成，关键在于转基因政策限制了进口大豆在国内市场的流通，进而制约了该合约的正常交易和企业参与热情。”业内人士分析认为。

　　期货品种上市运行的条件之一是商品的自由流通。但在进口大豆品种上，按照国家转基因管理政策，要求企业根据生产计划申请进口大豆并定点加工，禁止港口大豆和运抵工厂的大豆擅自改变原定流向，这使进口大豆贸易只能在国际市场进行，国内市场流通受到制约，期货市场也就缺少了发展的基础和价格接轨对象，期货市场定价和避险功能也就较难发挥。国内企业为了转移国际贸易风险，不得不选择境外期货市场，这无疑又进一步增强了境外大豆期货市场的定价地位。